周人是我國古代民族中一支富有智慧和創(chuàng)新性的民族，對中華民族文明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，他們所創(chuàng)造的“敬德”、“禮樂”、青銅器等文化至今還對我們有可利用的價值。所以探討周文化的特質，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周文化內涵，建設中華民族現(xiàn)代文明具有重要意義。

奮進性。周人是一個開拓奮進的民族。《詩經·魯頌·閟宮》云：“后稷之孫，實維大王。居岐之陽，實始翦商?！边@四句詩的意思是說，周人從古公亶父時起，就開始立下了“翦商”之宏大志向，暗地里開始了翦商的準備工作。經過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三代近百年的經營，通過發(fā)展農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，推行德治，使岐周成為商末西陲地區(qū)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和文化中心，為周人實施翦商準備了必需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和軍事力量。西周王朝建立后，實行分封制，“以藩屏周”；制禮作樂，以整肅社會秩序；平叛“三監(jiān)”，以融合東夷民族，建立起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”的統(tǒng)一（主要指黃河中下游地區(qū)）的王朝國家。

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展出的列鼎列簋 祝嘉攝

創(chuàng)新性。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云：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?！币馑际钦f周人建立的邦國雖然很古老，但它肩負的天命卻在于革新?！案锕识π隆本褪菍χ苋藙?chuàng)造創(chuàng)新精神的概括。根據(jù)郭沫若考證，是周人首先提出了“惟德是輔”“以德配天”的思想理念。其“德”字最早出現(xiàn)于成王時期的班簋，其后康王時期的大盂鼎也出現(xiàn)有“德”字。當然，周人提出的“德”相較我們今天所說的“德”在外延上要廣泛得多、內涵上豐富得多。它不僅包括今天我們所說的道德倫理，還涉及習俗、習慣等。周公將“德”運用于政治生活之中，即所謂的“敬德保民”，成為西周統(tǒng)治者的治國理念和國家之策。與此同時，史傳周公在“損益”夏商禮制的基礎上，“制禮作樂”，創(chuàng)新禮樂文化，這種禮制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。同時，政權交接上確立了“嫡長制”，在國家體制、管理上推行“分封制”，在生產方式上實行“井田制”，在制度設計上體現(xiàn)出“民本”思想等。這一系列理念、制度的設計和創(chuàng)立，不僅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發(fā)展需要，而且對推動西周社會的文明化進程起到積極作用，直至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制度建設。

游客參觀單五父壺和逨盉 祝嘉攝

包容性。“有容乃大”“厚德載物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(tǒng)美德和文化基因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。而它的來源是與周人分不開的，是周文化的重要特質之一。周人的包容性主要體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：其一，善于吸收“異質”文化，以取長補短，創(chuàng)造創(chuàng)新適合自己發(fā)展的先進文化。鄒衡先生在《漫談姜炎文化》一文中說：“姜炎文化與姬周文化的結合形成了先周文化；先周文化又不斷吸收商周文化的遺傳因子而成為西周文化。”孔子在《論語·為政》中亦曾說過：“殷因于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?！闭f明周文化是周人在不斷吸收、改造異族異質文化的基礎上而創(chuàng)造出自己的文化。出土的周代青銅器就是最好的說明。這是周人為我們樹立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和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的典例。其二，在人才方面周人善于吸引“異族”包括敵對族的人才為我所用。“文王訪賢”的故事流傳很廣。這里說的“賢”人是指姜太公。太公是屬于姜姓族人，被文王發(fā)現(xiàn)后委以重任，命以軍事顧問，武王稱其為“師尚父”。據(jù)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記載微子啟是商紂王的庶兄，是商末王室之重臣，因多次勸諫商紂王無果，遂外逃隱居。商朝滅亡后，因其賢能而被周武王封于宋地（今河南商丘一帶），成為宋國的開國君主，擔任周朝的史官，其家族也由此在宋地扎根繁衍。除此上面所說二人外，殷人還有太顛、閎夭、散宜生、鬻子、辛甲之徒亦“皆往歸之”，并得到周王室的重用。

游客參觀墻盤 祝嘉攝

和諧性。“敬德保民”治國理念的推行，使岐周社會呈現(xiàn)出一派和諧景象，“耕者讓其畔，民俗皆讓長”?！妒酚洝ぶ鼙炯o》載：西伯（文王）“篤仁、敬老，慈少”，“積善累德，諸侯皆向之”。因而“諸侯皆來決平”。“虞、芮之人”爭地畔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。為地畔虞、芮之人找西伯“決平”，但入界看到岐周人人之間彬彬有禮、互敬互讓，“皆慚”，“遂還，俱讓而去”。古公亶父三代所營造的和諧社會，一直延續(xù)至“成康之際”，使“天下安寧，刑措四十余年不用”，即其意說“民不犯法，無處置刑”。“成康之治”成為古今史學家津津樂道的鼎盛社會。

自律性。周人也是一個具有自律性的民族。自遷岐后，從太王、王季到文王，不僅嚴以律己，繼承先祖后稷之“令德”、公劉之“業(yè)”，“積德行義”，被“民皆歌樂之，頌其德”，而且告誡王親族戚、子嗣士人，以禮約束，“務在節(jié)儉，毋多欲，以篤信臨之”。滅商后，周公吸取殷商統(tǒng)治者因“風氣奢華，酗酒亂德”而導致滅亡的教訓，讓康叔（康王）發(fā)出戒酒令，以防衛(wèi)地（殷商故地）重蹈紂王“酒池肉林”之覆轍。周公不僅要求自己“一沐三握發(fā)，一飯三吐哺”，當好“公仆”，而且“以王命告”，作《召誥》《洛誥》《無逸》，以告誡成王要自力親為，要“君子所，其無逸”，即不要貪圖安逸享樂；作《康誥》《梓材》以告誡康叔要尚德慎罰、敬天愛民，施行明德、和睦殷民，努力完成先王未竟之事業(yè)。

總之，周文化博大精深、源遠流長，蘊含著豐富的價值觀念、道德規(guī)范和治國智慧。深入挖掘古人留給我們的這些思想精髓、精神文脈，創(chuàng)造性轉化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對我們今天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發(fā)展我們今天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示和借鑒意義。（寶雞日報）
　?。ㄗ髡撸夯魪┤?，寶雞炎帝與周秦文化研究會會長、研究員。）

編輯：李雪彤